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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在广东全面开展以来，《羊城晚报》密切跟踪报道，记者多次随普查队员深入田野作业一线，实地见证新时代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
我们持续推出“我在广东找文物”系列报道，以基层文物工作者视角，走进“四普”重大发现遗址，领略岭南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图景。
今天我们请教的，是来自惠州普查现场的博物馆馆长、文物普查专家钟雪平。
钟雪平
2024年，广东省全面铺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以下简称“四普”），惠州府衙遗址作为全国“三普”以来新发现的代表性文物线索之一，在“四普”中首次被登记存档。
除广州外，这是广东省内其他地方第一次对古代官署建筑进行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惠州府衙遗址出土的一系列遗迹和文物，为惠州绵延千年的府城文脉提供了实证。
同样令人振奋的是，此次普查还发现了香港大营救相关重要革命遗址——元和寿山世居。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这一发现极具历史意义。
惠州市博物馆馆长、市普查办副主任钟雪平在全程参与了上述两处遗址的考察工作，更对它们的文化价值如数家珍。
身为第四次文物普查的专业技术组组长，他全面协调统筹惠州地区的普查及技术工作，带领团队深入田野，逐个克服技术难关，既与村民促膝长谈，又同专家深入研讨，用专业与坚守诠释着文保人的责任与担当。
记者跟随钟雪平的脚步，从惠州城市“原点”出发，聆听他解读千年府城的文化密码及文保工作中的动人故事。
找到直观感知先祖生活的“历史窗口”
惠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便是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惠州大桥不远处，东江与西湖之间，有一座名为“梌山”的小山丘耸立，这是如今惠城区中山公园的所在地。此次普查新发现的代表性文物线索——惠州府衙遗址的核心区域便坐落于此。
升级改造后的中山公园
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朝廷在今惠州梌山设立循州总管府，城市的肌理从这里展开。此后，历朝历代府衙多设于此，文脉绵延千余年未曾断绝。梌山成为惠州历史文化的“聚宝盆”，被誉为惠州“城脉原点”。
北宋时期，苏东坡在梌山太守东堂（现中山公园内）饮酒品荔枝时，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成为惠州广为人知的文化名片。
2021年春，为了配合中山公园升级改造同时对文物进行保护，惠州市文化部门委托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中山公园进行了局部考古发掘并发现了惠州府衙遗址，同时进行三维数据扫描工作，最大限度地保存遗址信息。
这是广东省内除广州外第一次对古代官署建筑进行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考古发现了多处明清建筑基址及史料记载的梌井等，还出土了一批遗物，有汉代的陶网坠，隋唐时期的板瓦、瓦当，宋代东平窑青釉瓷片等，是惠州城市科学考古的开端。”钟雪平介绍。
中山公园考古发现的梌井和府署花园遗址
“惠州府衙遗址的发现对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叙事体系、讲好惠州故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场景。”钟雪平提及，2024年2月，在考古发掘的500平方米遗址上建成的“掀起历史一角”惠州府衙遗址展示馆正式开放，市民群众能透过这“一角”真切地触摸惠州千年历史。
“掀起历史一角”惠州府衙遗址展示馆内景
观众踏上遗址上方的玻璃罩，便能穿越时空，与脚下的遗址对话。“我们不仅能窥见1400多年前隋朝的影子，还能直观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层积。抽象的城市起源转化为可触摸的历史记忆，无疑能增强惠州人民的身份认同，以及对本土历史文化的认识和自豪感。”钟雪平说。
在他看来，惠州府衙遗址及其周边环境整体呈现出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
“梌山及其周边区域为惠州市民提供了一个直观感知先祖生活的历史窗口。”惠州府衙遗址周边的北门直街仍保留着惠州古城的风貌，不仅有明清古城墙、中山纪念堂、望野亭等文物古迹，呈现出“官衙后街”的历史空间定位，还含孕了客家碱水粽制作技艺、惠州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2020年入选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
“这些历史遗存与惠州府衙遗址一同构成惠州城市的‘年轮’，以其原真性的城市生活圈延续着惠州城市文脉，是研究岭南城市营建史、建筑史的标本，也是维系老惠州人乡愁记忆的情感纽带。”钟雪平感慨。
“四普”正成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活动
作为参与过两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老兵”，钟雪平对“四普”最深刻感触便是“全民参与保护机制”的实施。
“在我看来，文物普查是重新构建人与文物、空间关系的过程。作为国家层面的系统性工程，文物普查不仅关乎文化遗产保护，还会深刻影响社会各群体的文化认知。”为此，惠州市普查办邀请专家学者、市民、村民共同参与田野作业，通过亲身实践唤醒保护意识。“这种沉浸式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他说。
钟雪平特别指出，不少市民主动提供文化遗址线索。“这使得文物普查从政府主导转变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活动。”
他介绍，在“四普”工作中，“村村到”是关键环节。“普查队员需要深入每个村落，向当地老人询问文物情况，边走边访了解文物相关的历史、传说和线索，丰富文物资料。”
以惠城区三栋镇木沥村元和村“寿山世居”的调查工作为例，他向记者介绍了专家村民与普查队协力在此调研的经过。正是经过他们的细致工作，认定这是一处与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密切相关的重要革命遗址。
普查队员在寿山世居标记坐标点位
寿山世居是惠州地区典型的方形客家围屋，为三开三进、中轴对称，麻石条锁边，青砖土砖墙、灰瓦民居建筑。该建筑目前已无人居住，周边遍植树木，植被茂盛。
钟雪平介绍，热心村民积极帮助普查队员们清理文物点周围的杂草树木，为测绘工作创造条件。曾在寿山世居住了20多年的村民李挺向普查队提供了史料线索：在抗战时期，寿山世居的李氏族人经营的“东和行”商铺与寿山世居都曾庇护过一批文化名人。
党史专家学者立刻根据村民的口述信息，结合惠州党史大事记等有关资料进行分析比对，证实确有其事：1941年底，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中共惠阳县委卢伟如等人根据周恩来指示，组织“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被救人员经宝安、秋长、三栋抵达惠州后，部分文化名人曾在寿山世居休整，随后分别入住水东街东湖旅店和寿山世居族人经营的“东和行”商铺。
在普查队与村民、专家的通力协作下，遗址真容得以重现。寿山世居作为“四普”新发现，为研究惠州地区革命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钟雪平表示：“全民参与文物保护机制的实施，不仅形成了强大的文物保护合力，确保了专业技术的严谨性，更在普查过程中唤醒了基层群众的文化自觉。”
普查队员在寿山世居前留影，后排左七为钟雪平
一份“让过去照亮未来”的事业
在惠州市博物馆就职25年的钟雪平并非惠州本地人。家乡在河源的他自大学毕业后，就进入文化部门工作。
“说来惭愧，我对家乡的历史文化反倒关注并不多。”钟雪平坦言，“既然选择了惠州这片土地，走上文物保护这条路，就必须恪尽职守，在自己的工作地区和领域尽量多做些事情，这是我对自己的基本要求。能够坚持下来，也多亏了同事领导的扶持和家人无条件的支持。”
说到此处，他的声音略显低沉：“在家庭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常因为工作而疏忽了家人，特别是去年父亲离世，我也照顾不周，这让我感到非常自责。”
而回到文物保护话题，钟雪平低落的情绪消散了一些：“每每想到在几百上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背向太阳，脚踩泥土。千百年后的我们有幸与他们‘隔空对话’，他们创造或曾经使用过，如今幸运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此刻传承到我们的手中，这是很让人感动和有成就感的事。”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的钟雪平（右一）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的钟雪平（右二）
多年的文保工作中，也有一些人和事令钟雪平深深动容。他特别提到了惠州廖仲恺高新区幸福村的杨畅老人义务守护廖仲恺纪念碑的事迹。
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身亡后，其夫人何香凝于同年10月随东征军攻克惠州，并在此亲自督导、主持修建了廖仲恺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惠州现存唯一的民国时期纪念廖仲恺的遗存，2022年7月入选第十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5月被列入广东省第二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杨畅是廖仲恺纪念碑的主要守护人。1950年，他23岁时成为幸福村的一名村干部，出于对廖仲恺先生革命事迹的景仰，从那以后，这个与廖家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就承担起守护廖仲恺纪念碑的义务。他每天早晨8时准时清扫纪念碑，风雨无阻地坚持了66年，一直到2016年以89岁高龄离世。”
如今，这份守护精神仍在延续。杨畅的小儿子杨玉青8岁起就跟随父亲打扫纪念碑。老人的儿媳和孙辈也深受感染，每逢节假日都会主动参与清扫工作，这份守护之情代代相传。
钟雪平深刻体会到，文化的感召力如此强大，能唤醒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铸就共同的精神家园。“文物保护是一场文明接力，是一份‘让过去照亮未来’的事业，我们要用敬畏之心对待每一处文化遗产。”他说。
在快速变化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遗存维系着人们与“根”的联系。“文化遗产是有温度的历史见证者，跨越时空与当下的我们进行‘对话’，能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找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的答案。”钟雪平期待，未来通过数字技术、IP开发等创新实践，文化遗产能继续点亮惠州城的灵魂。
2025年8月10日《羊城晚报》A6版报道
文｜记者 周欣怡 朱绍杰
图｜受访者提供
剪辑｜记者 周欣怡
包装｜记者 麦宇恒
监制 | 陈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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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 | 朱绍杰
